1996年创作情况
1996年的报告文学创作，真正迷人的地方似乎不多。在这些新景致中，热情讴歌社会生活中的新人和一些重大的生活事件的作品还是不少的。像江宛柳的《没有掌声的征途》〔1〕，报告解放军某坦克旅旅长邬援军，在和平的岁月里自觉以战争环境的要求来训练和约束自己，使自己能够成为既符合和平时期的军人也适应未来战争生活的军人，在“没有掌声的旅途”上义无返顾的追求的情形。像白描在《一个人与一座城市》〔2〕里报告的大连市市长薄熙来，在大连的城市开发和建设中的许多构想和实践过程，使大连的城市面貌有了巨大变化的内容。像李钧报告解放军某给水团团长李国安无私奉献，不惧艰难地长期带病生活战斗在找水打井工地模范事迹的《生命甘泉的追寻者》〔3〕。像胡平报告江西江铃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敏开拓进取事迹的《江铃风景线》〔4〕。像绍六描写武汉市武昌区信访办主任吴天祥为民解忧，为民解难，全力做好信访工作，为人民办好事事迹的《心之桥》〔5〕、田天的《你是一座桥》〔6〕。像张敬群报告长庆石油管理局筑路公司职工不畏艰难，经过几年的苦战，终于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修通等级公路，结束了这里为“死亡之海”的传说，为该地的石油开发和运输提供极大方便的《世界沙漠第一路》〔7〕。像文乐然报告一批石油地质工作者在西藏的“无人区”冒死找油的《走向圣殿》〔8〕。像蓝夫报告河北宾馆在经理倪德奎的带领下，大胆改革，加强管理，参与竞争，使宾馆的面貌和效益迅速改变的《五星之梦》〔9〕。像王宗仁、周建报告北京西客站建设过程中许多故事和感人事迹的《建设者的丰碑》〔10〕。像焦祖尧报告山西万家寨引黄入晋水利工程的《黄河落天走山西》〔11〕、周洪成、周绍义报告胜利油田钻井职工和科研人员在开发寻找石油的过程中感人事迹的《横空出世》〔12〕、《问天》〔13〕。莫申的《大京九纪实》〔14〕，是在全景角度上报告京九铁路决策、设计和施工建设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作品信息量大，有许多感动人的事件和人物故事。可以说，这部作品，是京九铁路建设者的丰碑，它为所有的有贡献的人们作了文学式的记录，等等。这些作品大都是紧贴着现实生活的发展来表现生活的，它有很强的现实生活气息，也有较多的社会生活信息。在写作的过程中，因为大都是作家从生活的第一线采访来的素材，而作家们也都褒有较多的热情，所以，它们对于人们了解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人和事都是有不少帮助的，同时，也还因为生活事件和人物对象本身的生动性，使得这里的一些作品就有了不小动人的力量。但是，也许是过于靠近社会生活的现实，作家们在接触生活对象的时候，还未能充分的调动起理性的精神。所以，有时还来不及对生活、人物或事件进行更多的分析研究。因此，有的作品明显的缺少对生活事件的深入开掘工夫，作品明显的还处在生活的表层状态，未能达到更加深刻和激动人心的层面。尽管如此，对于这些作品，我们是不能有所忽视的。因为有它们的存在，密切了报告文学和社会生活的联系，使得文学在反映和表现社会生活方面有了新的收获与新的进展。而这种不断的与社会生活的联系状态，正是我们现实的文学创作所欠缺的、所不足的地方之一。
在1996年的报告文学创作中，王家达的《敦煌之恋》〔15〕、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16〕和张建伟、邓琮琮的《中国院士》〔17〕、程童一等人的《开埠—中国南京路150年》〔18〕等作品是最为引人关注的了。这些作品在选择题材对象时作者就是有着某种思考和追求的。作家们在自己的作品中不光是要表现生活的对象，还自觉的要在这报告的同时，实现自己对生活事件和人物的某些认识和理解。因此，报告在这里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宣传和张扬，还是一次深入的思考和能动的批判或崇尚。而这一点，恰恰是一些表现表层社会生活的作品所欠缺的。
王家达的《敦煌之恋》，是一篇十分动人的历史和现实报告。作家把历史和现实，把事件和人物很好的结合在一起，艺术地报告了敦煌艺术对人们的巨大诱惑和人们对敦煌艺术的疯狂般的迷恋情形。在作家的笔下，常书鸿、段文杰和席臻贯等人在对敦煌艺术的认识研究和开发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无私牺牲精神和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深深地感动和激励着人们的心。为了保护敦煌艺术遗产不再继续遭受破坏，常书鸿携妻离开了巴黎的舒适生活，奔向荒凉的戈壁大漠。在那个战乱的年月，他们在敦煌经历了人们难以想象的艰难。最后，妻子实在不堪忍受这里的荒凉和孤寂也离开了他。面对如此严峻的生活现实，面对这感情的痛苦和家庭的离散，在忍受了巨大的悲痛之后，常书鸿依然不改初衷，毫不动摇地坚持在保护祖国珍贵文化艺术遗产的敦煌。常书鸿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段文杰等人。后来段文杰也告别家乡，投奔敦煌，从此和敦煌及敦煌艺术的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在经过几十年的精心研究后，他和他的伙伴们终以丰硕的成果，使 “敦煌学”的研究和开发回到了祖国。从而结束了敦煌在中国，而“敦煌学”研究却在国外的让人痛心的历史。“敦煌学”的回归，是中国历史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常书鸿、段文杰等人对国家民族的重要贡献。如今，“敦煌学”已经是一门既蕴涵丰富，又有其独特个性的文化艺术科学门类了。席臻贯的情况和常书鸿与段文杰有些不同，他是一位音乐工作者，单位不在敦煌。可是，他却迷恋上了敦煌的古乐谱，决心要把只有一些怪异的音符，如同天书一般的谜解开。让这些多少年来藏在深山人未识的古代艺术重现出来。对这些古乐谱，此前，也曾经有人进行过一些研究，但是，都未有大的突破和成果。席臻贯知难而进，他在人们难以想象的困难条件下走进了这个神秘的领域。锲而不舍，终成正果。他科学的破译了这部“天书”，并和别的艺术家们一起，将其成功地搬上舞台。于是，一台题为《敦煌古乐》的大型音乐舞剧和人们见面了。这台音乐舞剧一出现，立即获得一致好评，轰动海内外。可是，不幸的是，就在人们还沉浸在喜悦之中的时候，席臻贯本人却因积劳成疾，延误治疗，在他成功的时候永远地倒下了。《敦煌之恋》是一篇深情动人的历史和现实人物报告，是一首充溢着丰富文化内容的诗篇。作者把自己对于人物的敬佩和感受化入到对人物事迹的描写叙述之中，生动艺术，确为一篇不易多得的优秀作品。
《淮河的警告》，是近些年来报告文学中勇于大胆接触尖锐社会生活矛盾的极少数作品之一。淮河是淮河沿岸人民的生命河。千百年来，它以自己的乳汁无私的滋养着两岸的人民。可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和两岸社会生产方法方式的不断变化，大量的小工业项目无组织、无统一管理的盲目上马，结果对淮河的水质造成严重的污染。作者陈桂棣用大量触目惊心的污染状况的描写，让人们充分的感受到了污染的严重和治理污染的迫切性。他大声地疾呼，他以淮河的名义向人们发出大声的警告。在作品中，作者对于那些只顾自己本地区、本部门的一己私利而置淮河的污染而不顾的人和事进行了严厉的揭露和批判。作者痛惜的感情和愤怒的情绪溢于言表。淮河的污染，直接危害着淮河沿岸人民的生命健康和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作者是怀着极大的社会责任心和使命感来写自己的报告的。所以，在这部作品中，我们是可以更多的感受到报告文学对社会生活现实的积极参与精神和不惧矛盾的勇气的。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很多，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勇气去涉及，去表现的。这些年来，文学明显的疏远了社会生活的现实，对于现实的生活表现不力。这常使人们感到不足。所以，《淮河的警告》可以给我们启发的决不仅是它本身。它对于我们的文学创作，特别是报告文学创作是应当有直接的启示作用的。
在1996年的报告文学创作中，张建伟和邓琮琮的《中国院士》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中国院士》是一部在全景视角和十分开阔的空间里对中国的“院士”的产生、沿革及许多“院士”的人生经历和科学精神进行报告的大作品。《中国院士》题材重大，内容丰富，形象生动，品位高雅。两位作家在大量的深入采访和资料收集的基础上，有繁有简的对许多“院士”的生活行为和科学成果的取得过程作了生动的报告。所以，这部书具有中国院士的群像素描和院士文学史编的特点。但是，这部作品的突出特点，还是对于“院士”们动人的科学精神的着力描写表现。作者以院士们的出色劳动和取得的成果使我们清楚的认识和感受到，中国的院士们是中国的脊梁，是中国经济建设和科学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而这些丰富内容的存在，对于人们具体的认识和理解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是极有帮助的。作家十分重视科学家们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表现出的种种不同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科学的人格。在先后五代“院士”中，许多人都有着十分曲折和坎坷的经历。可是，从作家为我们所作的描述中，我们看到，许多人在遇到人生的曲折和坎坷的时候，他们都是自觉的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了第一位，而把自己的私利毫不痛惜的放弃了。例如，著名的核物理学家邓稼先，为了国家的国防事业，隐姓埋名几十年的从事核武器的研究；王淦昌索性就改了名，在艰苦的条件下默默的工作了许多年。科学家们的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和行为，是足以感动读者的心的，它使人们在崇尚科学家的同时，也更加崇尚他们的伟大人格。当然，作品也没有完全回避在非正常的年月和错误的思想统治时期，科学家们所遭受的不少打击和苦难。即使这些令人心酸的现象的存在，也是能够给人以不少思索和启发的。它使人们意识到，科学就是科学，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家和他们的科学活动，才能更加有利于科学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中国院士》把对人和事的描写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在事中写人，以人带事，虚实有度，张弛有致，在其表现的方法上也是有一些值得我们重视的地方的。
《开埠——中国南京路150年)，是一本有趣并有意思的书。这本书也许可以划入我分类的那种“史志性报告文学”中去。它以上海南京路150年的历史变迁为认识报告对象，有很明显的历史性和艺术性特点。围绕着南京路的发展变化，对上海开埠过程中的许多复杂的社会现象和历史人物进行了历史的和现实的分析认识，其中所表述的不少见解是耐人寻味的。我们有理由认定，这部书认识和表现上海南京路的历史的过程，是和今天上海的改革开放现实有着不少的联系的。在认识历史的过程中，人们一定是可以发现和找到上海进一步开放、开发的一些有益的东西的。这部书也许还不是太标准的报告文学，但是，它是有着分明的辨析报告的特点的，是一本有着丰富内容的好书。
解思忠的《国民素质忧思录》〔19〕，是一本在大量的真实生活现象的基础上对国民素质提出的认真思考。作者认为，国民的素质，是现代化建设的基石。我们在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能不认真的对待我们国民的素质问题。作品从人格、精神、道德、文化、科学、健康、职业、审美和教育等方面进行考察之后，提出了我们的国民素质的忧虑问题。作者把严峻的现实状况和理性的分析研究结合在一起，既表现了在某些方面国民素质不高的实际现象，又较为具体地说明了这些现象之所以出现和存在的原因以及改变的途径。这是一本醒世之作。它表现了作家的忧患意识和对现实社会生活和现实的人的负责精神。作品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可以作为一本很好的素质教育的书来读。
另外，钱宁的《留学美国——一个时代的故事》〔20〕，也是值得注意的书。在许多反映报告留学生活的书出版之后，钱宁集中对近百年来几代中国人留学美国的历史和现实作了有益的考察。作者简洁的勾勒了留学历史现象的轮廓，还真实的记录下了一个个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思想生活感受。因为作者自己就有不短的留学美国的生活经历，所以，不少的思索和观察是有一定的深刻性和启发作用的。云南作家汤世杰的《殉情之都》〔21〕，是一本奇特而又是重要的文化报告。作者在拥有大量的资料和实地采访的基础上，细致而充分的对云南丽江地区传统的“情死”现象作了分析和报告。它为人们打开了一个有趣的地域之门，为人们认识和理解一种特殊的，但又是让人有点惊心动魄的民族传统文化习俗提供了丰富的内容。黄传会的《忧患八千万》〕22〕选择的是一个大题材。全国现今仍然存在的八千万贫困人口使得黄传会不能安定。他在连续的报告了“希望工程”和山村教师的状况之后，又多次的告别都市的舒适生活，深入到边远的山乡农村去采访，然后把山乡人们的贫困状态和他们为改变这种状态所作的努力真实的报告给读者，以期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和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作者的真诚和作品的具体形象力使得作家的呼喊和忧患有了更加沉重的分量，也有了新的希望。鲁丹的《70个日日夜夜——大学生眼睛里的1957之春》〔23〕也是一本十分引人注意的作品。这是一部历史的写实作品。作品通过大学生的眼睛真实的描绘了1957年春天的那场从“整风”演变为“反右”的严峻政治运动的过程。作者真实具体的记述了几个人民大学的学生在这场运动中从热情参加其中到茫然不解，从一个个幼稚的学子到“右派分子”的演变过程。作品对于人们真实的了解和认识那场历史的政治运动有着很强的参考作用。才铁军、雷风行的《神州大动脉——中国铁路建设一百二十年纪实》〔24〕，是一本在历史与现实的纵横全景关照下，报告我国铁路建设的历史与现状的书。作品有丰富的信息和一定的思考，有充沛的激情。在对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交叉报告中，有不少的篇章是十分动人的。作品写出了中国人对铁路的认识过程和认识之后的积极追求行为，报告了许多人在铁路建设中的奉献牺牲精神，是在表现物质文明建设时弘扬精神文明建设的好作品。
报告文学的现实性和当代性要求作家，必须要有现实的目光和现实的思索。而现实的目光中，就包含着对那些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影响的事件人物的及时报告。报告文学应当把自己对读者的关怀反映在一个十分宽广的层面上。所以，所有那些可能给人们的生命安全，生活平静，精神健康等造成危害的现象，都应该是报告文学作家们要注意的对象。在1996年的报告文学创作中，有几篇题材个性都比较明显的作品我以为是应当提及的。刘伟的《乘愿再来》〔25〕，是报告十世班禅圆寂和他转世灵童认定坐床过程的作品。这篇作品，因为它题材的特殊，一般的人读起来是有些吃力的。可是，你若沉下心来认真地读完它，你就会增加许多的佛教知识，就会对西藏的历史有更多的了解。作家用报告文学的形式，为一个历史的大事件留下了真实的记录，是并不易得的奇特之作。杜卫东的《世纪之泣》〔26〕，这也许是我们的报告文学作家一次认真的面对艾滋病这个对人类发生着巨大威胁现象的反映。作品简略的追述了艾滋病发生的历史和其在国际上其它国家的表现及危害情况之后，又把艾滋病在我国发展蔓延的严峻状况以确切的数字告诉了读者，让人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作者在提示人们警觉的同时，也对那些染上了艾滋病的患者表示了痛惜和温情，使人在冷酷中有了不少的思索。国际题材的作品这些年来一直很少。在刘亚洲之后，似乎还没有哪一位作家去认真的在这方面下些功夫。马平的《带鹰爪的鸽子——拉宾之死》〔27〕是引起我兴趣的一篇国际题材的报告文学。以色列前总理拉宾是推动中东和平的重要人物。可是，也许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拉宾曾经是一位坚定的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这位在以色列军队里从士兵一直干到以军总参谋长的人，他一生历经多次战斗，可谓战功卓著。然而，正是这样一位有着坚定信念和果敢精神的以色列英雄，为了犹太民族和阿拉伯民族的和解与地区的和平，勇敢地迈出了和平的脚步。最后，因为他的和平行为，而被犹太极端主义分子刺杀于一次和平的集会上。马平的作品对于我们了解拉宾的经历和事业是大有帮助的，也可增加人们对中东历史和纠葛的理解。以上这些作品，题材各异，但是都从不同的方面给人一些历史的、知识的收获，也许是不应忽视的。
在历述了1996年的报告文学创作状况之后，我们尽管会有一种不小的收获的喜悦，但终究还是不太满意的。这是因为，真正的优秀作品还是太少。尽管有许多的作品都具有各自的特点，可在综合的方面，大部分作品还是未能达到较高的层面，实现成功的报告。最使我感到遗憾的是，报告文学在报告现实社会生活时的表层和轻淡。现实在社会生活中有许多作家应当关注和报告的矛盾和热点问题，可是，我们的作家却很少去涉及，有些即使涉及了，而力度显然也是很不够的。和社会生活之间存在的明显间隔，是我们的报告文学不能像早些年那样在群众中产生较大影响的主要原因。在题材内容方面的平俗，作品在读者中的反映轻淡，有形无意间淡化了作家们在艺术表现方面的追求和努力。报告文学的表现手法缺少革新变更，是和这种创作的表现沉寂局面有不小关系的。我们的报告文学，在80年代已经有过它可以说是辉煌的岁月。它也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或者说接近成熟的文学形式了，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给它提出更高的要求，对它有更大的期望。
1997年创作情况
回顾1997年的报告文学创作，尽管人们还可以列出一些读者反映不错的作品来，但是，从报告文学创作的总体上分析，把这一年创作的成果和往年进行一下比较，就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薄收的年份。最近，不断听到和看到人们对短篇小说、对诗歌创作不满足的意见，再联系到报告文学创作的这个现状，不知这相互之间可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报告文学创作的颓势在一两年前就已经表现出来了。但是，前两年，还总会有一些在读者中叫得响的优秀作品出现。这样，主打作品的存在就影响和确定了人们对报告文学创作的整体评价，误以为创作十分繁荣。其实，这种繁荣是比较单一和有限的，它比起报告文学真正繁荣的80年代中后期的那种全面的繁荣来，实在是显得微薄一些了。不能否认报告文学在90年代以来发展和革新的许多成果。90年代以来的优秀作家作品，我可以列一个长长的名单。这个名单中的作家和作品，有些是完全可能在中国报告文学创作的历史上占有一定位置的。可是，尽管这样，也不能不看到报告文学创作在90年代以来因为参与现实生活的不力，因为在许多现实社会生活矛盾面前表现得无所作为，而大大地减弱了在社会生活和读者中的影响作用的事实。报告文学是一种现实性很强的文学创作活动。现实社会生活既是它赖以生长的基础，也是它可以充分展示自己性格和作用的舞台。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作品，一定是对于社会的现实生活有着非常直接的感受和理解，有代表前沿智慧的关照。这样的作家作品，不光是为人们认识和了解现实社会生活状况提供了可能，而且会为人们理智地观察和把握现实社会生活提供有益的帮助。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近些年来，这样的作品是愈来愈少了。在小说创作中，还有“现实主义冲击波”的现象，可是，在报告文学创作中我们却只能谈论“史志性报告文学”的收获。 “史志性报告文学”的突出表现，虽然说是报告文学创作的重要变化和成果，它对于现实社会生活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启示影响作用。但是，缺乏对现实社会生活矛盾作直接的应对毕竟是报告文学创作的严重缺陷。
也许，有人会对以上的看法不予苟同，认为报告文学创作的情况不完全是这个状况，不是出现过许多描写先进人物和重大工程事件的报告文学作品吗?难道这不是对于现实社会生活的积极反映!我不否认这样的事实。近些年间确实出现过一大批描写不同战线上先进模范人物的报告文学作品，也有过一些以某一项重大建设工程为题材对象的报告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中许多人的先进事迹和自觉的牺牲精神确实是十分感人的。报告文学表现他们本身也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热情的回应。但是，我认为，这些作品大多是在新闻媒体对某一个对象进行了充分而又是全面广泛的报道之后，才由报告文学作家去进行文学报告的。所以，它在一开始时就已经表现滞后。更何况在现代化的新闻媒体的追踪覆盖下，报道的对象是否还有值得报告文学作家再度开发的内容，即报道的对象还有新闻没有关注到的地方，那么，报告文学作家是否就能够关注到、并报告给读者呢?不能比新闻报道为读者提供更新更多的内容，就难以因为改变了报道的方式而赢得读者的欢迎。许多这种以先进模范人物和某一项工程事件为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之所以显得一般化，未能在读者中造成大影响的原因就在这里。报告文学与新闻报道是有某些内在联系的。但是，报告文学创作不是新闻报道。它是一种作家在社会生活中自主选择和独立表现的一种文学创造活动。报告文学作家应当非常关注现实社会生活的动态发展，可是，他不能丧失自己的独立感受和自主表现。报告文学作家如果把自己的创作活动完全的等同于新闻报道，或是机械地追逐新闻的脚步，那就是等于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而使自己变成新闻的附庸了。严重的新闻表现正在有力地约束影响着报告文学创作的能动性表现。这也是报告文学创作走向平实，缺乏个性，少有创造的因素之一。
报告文学创作缺乏生机的原因还在于作家思维和行动存在着一定的单一和局限性。近几年来，报告文学的题材并不单一，甚至可以说是丰富多样的。可是，因为作家们都在用力地在自己熟悉的题材领域活动，思维和写作较少与社会生活的热点话题相沟通，作品的内容也与现实的生活矛盾有间距，在某些老的题材上由于缺乏更新的开掘，所以，创作既缺少对于现实社会生活的冲击力，也显示不出某种集团的优势来。例如，张建伟和李鸣生是近些年在报告文学创作中表现最为出色的两位作家。张建伟在历史题材的现实报告中很有特性和成绩，已经发表的《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和《温故戊戌年》，受到人们很好的评价；李鸣生创作的“航天四部曲”(《走出地球村》、《飞向太空港》、《澳星风险发射》和《远征三万六》)，也是获得人们好评的作品。张建伟、李鸣生在他们自己选择的题材领域都有出色的表现，这是一个不能人为忽略的事实。然而，他们二人的作品在题材上都与现实社会生活有一定的间隔，尽管在较深的层面上对于现实有着用心的关照，但在一般的读者看来，他们作品所反映的内容，似乎属于历史和已经过去好久时间的事情了。他们二人在创作上似乎也没有多少相互的联系和呼应，自成格局，各自为战。还有，像徐刚。徐刚是比较早地参与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题材创作的报告文学作家，他的《伐木者，醒来!》当初发表出来时，曾经使许多人感到震动。这几年，徐刚没有放弃这方面的写作，先后又发表了《最后的疆界》〔28〕和《水啊，水》〔29〕等相近题材的作品。作家为写这些作品所花费的工夫，作家对于生态问题的关注和生态问题的严重性，使每一个读过他作品的人都会感到震惊。可是，这些作品，似乎已经没有了《伐木者，醒来!》发表时那样的震动了。也许，是因为人们对这样的问题已经熟视无睹，或许是作者的这些作品除在呼吁的内容上有所区别外表现出了认识和手法的单一所致。这样的现象还存在于黄传会、何建明、卢跃刚、邢军纪等人的创作活动之中。总之，报告文学作家们的创作单打一，缺少对某一个共同目标的追求，缺乏相互有力的创作竞争局面，也是报告文学创作成绩得不到整体显示，造成强烈影响的一个原因。
回顾1997年的报告文学创作，首先要提到陈祖芬的《世界上什么事情最开心》〔30〕。这是作家在偶然情况下选择的创作题材。然而因为题材和人物对象的生动性和诱惑力，作家的写作就显得十分的投入。陈祖芬在作品中把自己对大连城市面貌的巨大变化和薄熙来作为大连市市长所具有的人格魅力的发现，在一种似乎不经意的描写中进行了真实生动的报告，使人们对于大连的认识，对于薄熙来的认识一下子从传说转变为现实的感受，从感觉上升为理性的理解。报告一座城市的巨大变化和描写一个市长的政绩与性格，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陈祖芬因为有了多年写作经验，有了她锐敏的感觉和观察，所以，她的作品虽然描写的是薄熙来在大连市工作的一些片段，几个镜头，但却把大连的变化，把大连的面貌和状态，把薄熙来思维新奇，行动果敢，富于想象，勇于开拓，极具现实和浪漫的性格和做派表现得非常真实与充分。薄熙来说，多为老百姓做好事最开心。我们在陈祖芬的作品中看到了薄熙来不断做好事和不断开心的许许多多。尽管，他的每一次开心也许都伴随着艰难或苦涩，可现实就是这样个多矛盾的世界，谁又能够躲避得了呢!类似的作品，还有文乐然报告大庆新“铁人”王启民以科学的杠杆掀动大庆航船继续前进事迹的《宁静地带——走近王启民》〔31〕；秋叶报告长沙市市长袁汉坤事迹的《市民与公仆》；何建明报告常熟市蒋巷村党支部书记常德胜带领群众艰苦致富的《共产党员》〔32〕；罗盘报告河南卫辉市唐庄乡乡党委书记多年为农民干实事，解决实际困难事迹的《太行公仆吴金印》〔33〕；余炳年、陈淑敏报告河北井陉县人民为摆脱贫困所进行的艰苦努力和市县两级不少有关扶贫干部无私牺牲事迹的《让历史原谅我们》〔34〕等作品，都是各有动人之处和自己特色的作品。
咏慷的《执著人生》〔35〕描写许多部队各级审计干部的不平凡经历；王琰在《绿部落》〔36〕里对活动和奉献于川藏高原上的油料战线官兵行为与精神的描绘；徐剑在《鸟瞰地球》〔37〕中对多年来一直在偏僻山区为构筑导弹阵地而艰苦鏖战，奉献出许多血和汗的牺牲的军队建设者的报告；任真在《边关》〔38〕中对驻守在风雪边疆的解放军生活和工作状况的报告等，织成了现实军队生活的一幅严峻的图画，使人们对于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军队官兵产生更多的理解和崇敬。
何建明的《商市在常熟——中国农民第一集市启示录》〔39〕、任斌武的《中国有个雅戈尔》〔40〕及其续篇，是描写一个农民集市的兴起发展和一个农民企业家事业发展的作品。从这样的作品中，人们可以具体的看到，市场经济是怎样像一个有力的杠杆推动和改变着现实社会生活和人的思想形象。常熟的商市，从一个小小的服装市场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由二十余座商业大厦构成的巨大商业市场，日流量十几万人，年成交额过百亿元人民币，利润过亿元的大市；雅戈尔服装集团在集团总裁李如成的领导下，由一个街道办的小缝纫厂发展成今天这样在全国有自己的名牌衬衣，有亚洲最大的西服生产线，拥有数亿资产，年利润超亿的现代化服装企业集团的事实，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了市场经济的活力及在这种经济环境下人的巨大潜力和能量。这些作品，是人们了解现实中国经济状况的很好的参照。
关注现实社会生活问题的作品很少，所以，郭传火的《中国保姆的婚恋梦》〔41〕是引入注意的。随着生活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变化，有许多年轻的农村女青年来到城市从事保姆工作。这些人出生在农村，进了城市之后，因为对农村和城市感受理解的差别，使得她们对城市生活有非常强烈的依恋。在她们无法通过别的渠道真正进入城市的时候，不少人就有了通过和城市人联姻走进城市的念头。然而，因为有些城市人的各种善意的、无耻卑鄙的、虚伪的心理和行为，使不少的保姆在追求城市生活的婚恋梦中感受到了复杂的人生况味。许多人在经历了严重的挫折和屈辱之后，才理解了自己和城市的距离，感受到了现实生活因为复杂的原因而给人们带来的不公平。作者在描述了不少保姆的婚恋状况之后，深入地表现了她们的无奈和失落心情，是会让人产生许多感触的。刘庆邦的《生命悲悯》〔42〕，对因煤矿瓦斯爆炸而死亡的矿工家属悲痛情形的描述，感受和表现了人在生命突然非正常死亡之后所有的悲痛状况，在一种极其哀伤的环境气氛中对失去的生命表示出了充分的悲悯。作品以死亡给人带来的痛苦表现珍惜生命的必要，以活人对亡者的悲悼表现了生命对于自己和亲人的重要性。用仔细的观察和准确的白描表现痛苦，审视生命，在平常人们认识和总结突发事故时忽略人的生命价值仅从经济损失方面看问题的作法之外，又找到了一个新的视角。这个视角是以尊重和爱惜人的生命为其目的的，所以，它更加应当得到人们的重视。
在对于人和人的生命的关切方面，胡平的《美丽与悲怆——浦熙修与她的年代》〔43〕是一篇十分重要的作品。浦熙修在四五十年代，曾经是我国新闻战线上一位杰出的女性人物。她在当时的新闻战线上左奔右突，纵横驰骋，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建立做了许多出色的工作。因为她的出色工作，她曾经为新闻战线的许多人们所钦佩，并为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所看重。可是，在50年代中后期的反右派斗争运动中，因为许多复杂的原因，她被那个时代的浪潮湮没了。她曾经是那样的美丽。然而，或许因为她的这种美丽，她后来的悲怆也就显得更加的深刻。这是一篇关于一个杰出女性的美丽与悲怆的深情叙说，这是一曲令人伤感和痛心的历史哀诗，这也是历史留下的一个丑陋的疤痕。在一个历史的时代中看取和追踪人物的命运，在人物的经历命运中认识和表现历史，是这篇作品的显著特点。作者在对事实的文学报告和理性的关照两方面都有着成功的表现。这是1997年中最为值得注意的作品，它富有内容，更富有表现和理性的才华。丰收的《西上天山的女人》〔44〕，是对一批女性人物历史命运的描写报告，其内容和表现也是值得称道的。在建国之初的50年代，一支英雄的部队开进了新疆的广大地区。他们的任务，就是囤垦戍边。可是，因为部队人员中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影响着干部战士的思想稳定和情绪稳定，也很不利于他们长期戍边决心的树立。为了解决这个紧迫而又棘手的问题，经中央军委批准，新疆军区先后从湖南、上海、山东和江苏等地招收了一大批未婚女青年补充到部队中来。这些女青年来到这里的任务，就是嫁人为妻，扎根边疆。从此，这些女青年就开始了她们多少年的滑稽曲折的，幸与不幸的婚姻命运，开始了她们作为女性在戈壁荒野艰苦劳动，不断奉献，有所作为的新奇悲壮的人生。作者通过对自己母亲和一些熟悉的叔叔阿姨的真实经历的纪实描写，为这些曾经在新疆的稳定和建设中作出了特殊贡献的女性们竖起了一块动人的丰碑。作品感情真挚，描写细腻，不易多得。
在对重要事件的报告方面，邓琮琮、张建伟的《中国院士诞生记》〔45〕和张波的《驻军香港》〔46〕是引人注意的作品。《中国院士诞生记》为读者报告了中国院士制的由来和发展状况，很富有历史信息和知识性。作品结合院士制的沿革对许多院士人物的科学成果和科学人生状态进行了真实生动的描绘，这就使得一个可能被写得枯燥的对象有了人的情感精神及事业内容，成为一篇史迹翔实，人物形象鲜活生动的报告文学作品了。《驻军香港》较为充分地报告了香港驻军所承担的重要历史任务及组建过程中的有关内容，为我国收回香港主权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留下了一篇文学的记录。
方军的《我认识的鬼子兵》〔47〕，是一本奇特而又是十分重要的作品。作者是一个“八路”的后代。他利用在日本留学的空间，利用送外卖的机会，接触了一些当年的侵华日军，记录了他们对当时生活的经历和记忆，描述了这些人今天对那种历史行为的思想认识动态，并有许多新的资料和图片的收获。这些活的资料和历史实物见证，真实地记录了日本军国主义当年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也透露出军国主义思潮在日本并未绝迹的信息。作品在一个极具个性化的创作方式下，为读者，为历史提供了有价值的史迹记录，确实难能可贵，值得珍视。
回顾过去，有时候是愉快，有时候是惆怅的。在回顾1997年报告文学创作的时候，惆怅的心情似乎更多一些。这是一种不满足的表现，是一种遗憾的表现。但是，它不是失望，不是遗弃，而是包含了更多期待的一种心情。现实的社会生活正在经历着一次真正历史性的变革过程中，这个过程可能会经历如同分娩一般的巨大痛苦。可是，正如同经历分娩的痛苦是为了新生命的诞生一样，这痛苦中是有着深情的期望的。这种从痛苦到新生的嬗变过程，是报告文学作家大有作为的极好机会。现在看来，报告文学创作的实际和社会现实生活所提供的可能之间，还存在着不小的距离。希望报告文学作家朋友们能够看到这些距离，很快地调整思维和行为方式，使自己真正参与到生活的变革洪流中去，在作品中用自己的观察和理性促进生活的进步，表现出自己的存在和价值。
〔1〕江宛柳《没有掌声的征途》，《昆仑》1996年第1期。
〔2〕白描《一个人与一座城市》，《国际人才交流》1996年第10、11期。
〔3〕李钧《生命甘泉的追寻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6年6月出版。
〔4〕胡平《江铃风景线》，《当代》1996年第1期。
〔5〕绍六《心之桥》，《十月》1996年第1期。
〔6〕田天《你是一座桥》，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
〔7〕张敬群《世界沙漠第一路》，石油工业出版社12月出版。
〔9〕文乐然《走向圣殿》，《当代》1996年第1期。
〔9〕蓝夫《五星之梦》，《长城》1996年第3期。
〔10〕王宗仁等《建设者的丰碑》，《当代》1996年第1期。
〔11〕焦祖尧《黄河落天走山西》，《人民文学》1996年第12期。
〔12〕周洪成《横空出世》，《脊梁》石油工业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
〔13〕周绍义《问天》，《脊梁》石油工业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
〔14〕莫申《大京九纪实》，太白文艺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
〔15〕王家达《敦煌之恋》，《当代》1996年第4期。
〔16〕陈桂棣《淮河的警告》，《当代》1996年第4期。
〔17〕张建伟等《中国院士》，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
〔18〕程童一等《开埠——中国南京路150年》，昆仑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
〔19〕解思忠《国民素质忧思录》，作家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
〔20〕钱宁《留学美国——一个时代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
〔21〕汤世杰《殉情之都》，《百花洲》1996年第5期。
〔22〕黄传会《忧患八千万——大学生眼睛里的1957年之春》，《当代》1996年第5期。
〔23〕鲁丹《70个日日夜夜》，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
〔24〕才铁军等《神州大动脉——中国铁路一百二十年纪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
〔25〕刘伟，《乘愿再来》，《小说》1996年第6期。
〔26〕杜卫东《世纪之泣》，《人民文学》第7期。
〔27〕马平《带鹰爪的鸽子》，《百花洲》第3期。
〔28〕徐刚《最后的疆界》，《小说》1997年第1期。
〔29〕徐刚《水啊，水》，《人民文学》1997年第6期。
〔30〕陈祖芬《世界上什么事最开心》，《中国作家》1997年第1期；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2月出版。
〔31〕文乐然《宁静地带——走近王启民》，《当代》1997年第5期。
〔32〕何建明《共产党员》，《中国作家》1997年第3期。
〔33〕罗盘《太行公仆吴金印》，《中国作家》1997年第3期。
〔34〕余炳年、陈淑敏《让历史原谅我们》，《长城》1997年第4期。
〔35〕咏慷《执著人生》，《解放军文艺》1997年第2期。
〔36〕王琰《绿部落》，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年6月出版。
〔37〕徐剑《鸟瞰地球》，作家出版社1997年10月出版。
〔38〕任真《边关》，《解放军文艺》1997年第6期。
〔39〕何建明《商市在常熟》，《中国作家》1997年第1期。
〔40〕何斌武《中国有个雅戈尔》，《人民文学》1997年第3期。
〔41〕郭传火《中国保姆的婚恋梦》，《人民文学》1997年第5期。
〔42〕刘庆邦《生命悲悯》，《中国煤炭文艺》1997年第1期。
〔43〕胡平《美丽与悲怆》，《百花洲》1997年第4期。
〔44〕丰收《西上天山的女人》，《小说》1997年第5期。
〔45〕邓琮琮、张建伟《中国院士诞生记》， 《文艺报》1997年1—3月。
〔46〕张波《驻军香港》，《昆仑》1997年第4期。
〔47〕方军《我认识的鬼子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7年12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