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劳动力流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劳动力流动问题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劳动力流动也呈现空前的规模。与此同时，中国的收入差距也日益严重，并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已成为中国经济协调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巨大障碍。理论上说，劳动力流动会缩小收入差距，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种与理论相悖的现象并不是中国独有，许多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有过类似经历。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又有其特殊性。本文将围绕中国的收入差距与劳动力流动的特殊性、收入差距与劳动力流动之间的关系、劳动力流动为什么没有缩小收入差距等问题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和分析，以便更好地理清这些问题的研究思路。
一、中国的收入差距：现象与原因
1. 城乡收入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差距呈先缩小后扩大的态势。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一个转折点，之后城乡收入差距又呈不断扩大态势。从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两个指标的比较来看，若考虑零售物价指数的变化，城乡收入比率(以农村收入为1)从1978年的2.6一度下降到 1988年的1.5，随后提高并达到2003年的2.4。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这里使用的城乡收入概念并不完全可比，如果把城市居民享受的其他福利折合成收入，城乡收入差距还会大幅度扩大。此外，从我国东、中、西部的城乡差距来看，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的城乡差距一直高于同期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 1980-1985年间，东部和中部地区城乡差距呈缩小趋势，而西部地区维持不变。其后，三大地区的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但西部地区的变化趋势更为显著。 1980年，东、中、西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分别为2.01、1.63和2.11。然而，到2000年，中、西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上升为2.49和 3.62，而东部地区却只有2.30。城乡差距在不同地域上的严重程度不同，这也是我国城乡差距的特征之一。
对于不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与解释。从我国经济发展历程来看，城乡收入差距始于城乡劳动力市场的行政分割。 195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形成了几乎延续至今、阻碍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框架。这种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所造成的劳动力市场扭曲，被认为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地区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均倾向于城市集聚，加之城乡之间产业结构的根本差异，导致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城乡收入差距存在自然扩大的趋势。同时，政府在基础教育等资源分配上的城市倾向，以及对城市计划控制部门的工资和福利的制度保护，都会加剧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此外，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对外贸易的发展、劳动者素质的差异、就业的所有制结构调整、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分配不公以及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等，也是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
2. 地区收入差距
与城乡收入差距相一致，中国地区收入差距也呈上升趋势，而且根据收入差距分解显示，地区间收入差距本身就与中国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有关。地区差距的扩大在20世纪90年代尤其明显，1980年中、西部人均收入分别相当于东部的78%和70%，到2000年，它们占东部的比例分别降到了62%和 54%。为此，学者们提出了各自的观点。概括地说，不断扩大的地区差距与政府政策、要素流动、市场化进程、资源禀赋、教育投资等因素有关。
王小鲁和樊纲(2004)通过考察资本、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在各地区间的流动和配置状况、市场化进程在各地区间的差异、城市化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等方面，指出我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主要是由于生产率的差别以及由此引起的资本流动所导致。陈秀山和徐瑛(2004)经过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要素投入、市场化进程与要素的使用效率是影响地区差距的因素。林毅夫和刘培林(2003)指出，地区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下形成的生产要素存量配置结构与各地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符合程度不一致。蔡昉和都阳(2000)通过考察中国地区经济增长中存在着俱乐部趋同以及条件趋同的现象，认为中西部地区存在着一系列不利于向东部地区趋同的因素，如人力资本禀赋稀缺、市场扭曲和开放程度不足。还有一些研究将中国地区差距与城乡差距的原因归结于外商投资，以及中央政府的地区倾斜政策或地理、文化等因素。他们认为，国外资金的流入、中央政府对东部地区的优先投资是中西部地区落后于东部地区的根源，同时，中西部不利的地理条件也限制了这些地区的发展。
二、中国的劳动力流动：规模与特征
1. 劳动力流动的规模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以及人口迁移、户籍政策的逐步松动，我国劳动力流动规模越来越大。根据我国1990年、 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和1987年、1995年两次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82-1987年间中国劳动力迁移规模是3053.3 万，1985-1990年增至3412.8万；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迁移规模在1990-1995年间达3642.6万，而1995-2000年高达 13122.4万。
2. 劳动力流动的特征
按流动人口的迁移距离划分，可以分为近邻流动、中程流动和远程流动。在全国流动人口中，属于近邻流动的人口为6563.4万人，占45.5%；中程流动人口为3633.8万人，占25.2%，两项合计占总流动人口的70.7%。远程流动人口为4241.9万人，占29.3%。此外，劳动力远程流动多发生在经济相对较发达、体制创新快、工业贸易发展较活跃的地区。从三大地带看，沿海地区是远程流动比重最高的地区，达39.9%，远高于中部地区 (10.5%)和西部地区(21.1%)。这说明迁移规模与迁入地和迁出地的经济差距成正比。
从劳动力流动的方向看，沿海地区成为劳动力净流入地区，净流入人口总计3195.8万人。内陆地区成为劳动力净流出地区，净流出人口为 2358.4万人。从各省区来看，广东、上海、北京、浙江和福建的外来人口中来自于内陆地区的比例分别为76.74%、59.2%、53.99%、 91.06%和91.7%；而内陆地区的四川、安徽、湖南、江西和河南则是主要的劳务输出省，其迁往沿海地区的比例分别为72.04%、91.88%、 92.14%、95.71%和73.32%。由此可看出，地区收入差距对于劳动力流动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按户籍是否变化分类，所有的迁移人口可分成两类，即户籍迁移和非户籍迁移。后者占全部迁移人口的65.1%，其中以务工经商为迁移目的的占 45.9%，反映了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的跨地区就业。城市到城市的迁移和农村到城市的迁移，构成了全部非户籍迁移的80.3%。实际上，这些迁移者构成了城市就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收入差距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
由上述数据可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与劳动力流动规模不断扩大并存的现象。按照经典的迁移理论，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是诱发人口和劳动力流动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而劳动力流动又会缩小收入差距，但中国的事实并非如此。理论与事实的相悖引起了研究者们的极大关注，学者们就收入差距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由于数据获取等原因，目前直接研究收入差距对迁移决策影响的实证结果还较少。从现有的研究看，由于研究的角度和采用的方法与数据不同，其得到的结论也存在差异。
1. 收入差距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一些学者应用实证分析方法就收入差距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进行了研究。Zhu(2002)使用probit模型的结构方程(structural equation)证实了城乡收入差距在中国农村向城市迁移过程中的正向作用。蔡昉(1996)研究了本地农村人均收入与全国农村人均收入的比率对于迁移的影响，发现这一比例的增加可以减少迁移。林毅夫等(Lin，etal.，2004)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地区收入差距与人口流动之间的关系，其结论是，20世纪90年代末，迁移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反应显著提高。Zhang和Song(2003)利用时间序列和横截面分析，指出收入差距是省内迁移和省际迁移的巨大推动力。他们认为，既然省际迁移主要是从内地的农村迁往沿海的城市，那么任何减少内地与沿海收入差距的方法不仅可减少这种迁移，而且可为广大内陆省份提供大量的发展机会。Wu和Yao(2003)在人口无限供给的假设条件下，运用需求导向模型，对中国的省际迁移与省内迁移进行了研究。其结论是，城乡收入差距是迁移产生的原因，但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其他决定劳动力流动的因素。王春超(2005)也有相似的观点，他利用相关的调查数据分别从“收入差异和劳动力流动性”以及“劳动力就业集聚”两方面做出检验，得出的结论是，城乡收入差异并不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原因，农民在转移过程中将愈来愈关注其转移的成本以及决定其转移成本的政策或制度性限制因素。
在家庭层面上，Hare(1999)发现人均生产性资本对迁移没有显著影响，但是，人均生产性资本每增加100元，可以使转移持续时间增加2%。都阳等(Du，etal.，2005)研究了中国的迁移与农村贫困的关系，结果显示，处于贫困线附近的家庭比那些更富或更穷的家庭更倾向于迁移。杜鹰(2006)在对四川和安徽两省调查资料的分析中，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即中等偏低收入户往往是外出打工的最大受益者。对于最低收入户和贫困户而言，他们主动利用这个机会的能力是有限的。因为，某些基本条件的缺陷制约了他们的迁移。
Zhao(2005)指出，这些发现与Harris-Todaro两部门模型一致。然而，已有的研究没有回答V形的城乡收入差距对于劳动力流动趋势的影响，且目前直接研究收入差距对迁移决策的影响的实证结果还太少。
2. 劳动力流动对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
从现有的文献看，大部分学者认为迁移会缩小收入差距。如段平忠等(2005)认为，中国人口流动地区分布的差距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差距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人口流动对增长差距的收敛作用明显。跨地区劳动力流动会缩小地区差距，其作用主要发生在两个方面：一是中西部低收入地区的劳动力外流，会缓和这些地区农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和就业压力；二是劳动力流动为中西部地区带来了大量的汇款，对流出地区农民收入的增长起了直接支撑作用 (王小鲁和樊纲，2004)。然而，迁移缩小城乡或地区差距并非是无条件的，而户籍制度的继续存在使得这些条件不能满足，以致迁移不能发挥其缩小地区差距的作用。姚枝仲等(2003)也有类似观点，他们认为，劳动力流动除了能使地区间要素收入相等以外，还能改变各地区的需求结构，削平地区间要素禀赋差异，最终实现地区间人均收入相等。他们的经验分析表明，由于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受到较大的限制，劳动力流动还没有对地区差距缩小发挥重要作用。林毅夫等 (Lin，etal.，2004)通过估计迁移者对收入差距的反应弹性，认为迁移的确是一种缩小差距的机制，但他们也观察到，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和沿海地区过快的发展速度，目前的迁移规模仍不足以缩小现存的收入差距。
一些学者也有不同的观点。如李实(2003)指出，农村劳动力流动对整个农村收入差距的缩小起到微小的作用。劳动力流动在一些富裕地区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但在一些贫穷地区却起到了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这是因为，在富裕地区外出的劳动力主要来自于一些低收入家庭，而在贫穷地区则主要来自于中等偏上收入家庭。因此，现阶段仅依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并不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张庆等，2006)。同时，迁移并不能通过自身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Du，etal.，2005)。[38]而完全相反的结论是，跨省劳动力流动的结果反而扩大了地区间发展差距(孙自铎，2004)。
3. 为什么劳动力流动没有缩小收入差距
多数学者认为，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因素是中国劳动力流动未能缩小收入差距的决定因素。
Whalley和Zhang(2004)通过一项模拟表明，③一旦取消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劳动力流动的障碍，现存的收入不平等则会全部消失。蔡昉则更深入地分析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迁移能够缩小城乡或地区差距需满足一定的条件。根据理论分析和世界各国的经验，他归纳了四个条件：一是迁移应反映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这种结构性变化；二是流入劳动力有机会且比较稳定地实现就业转换；三是城乡总产出分配格局应从不均等趋于均等；四是劳动力流动应是不受制度约束的自由流动及长期行为。一旦社会的迁移活动不符合上述四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条件，劳动力流动的扩大就不能保证收入差距的缩小。就中国而言，计划经济时期遗留至今的制度性障碍，使暂时性的劳动力流动替代了永久性的人口迁移，其结果是，虽然迁移规模扩大，却没有相应带来收入差距的缩小。
韦伟和傅勇(2004)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导致劳动力流动没有缩小收入差距：一是中国由于存在许多制度障碍，流动成本非常大，使农业劳动者在城市的工资超过农村收入的部分被流动成本抵消。二是，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的工资收入被固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在农村的收入较低，纯收入更低，导致其在城市就业的机会成本很低；另一方面，城市劳动力需求还不足以吸收全部农村剩余劳动力，所以，农业平均劳动生产率及农民收入还未能因农村人口的转移而得到明显提高。这样，无论农民选择进城还是选择务农，其收入都不高。三是撇开流动成本抵消作用来看，农村劳动力无法进入具有高工资和福利的计划控制部门，这部分差距处于制度保护之内，不能通过人口流动或市场机制来解决，这是导致我国城乡差距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在市场主导部门，农村劳动力因其具有较少的人力资本禀赋而在城市中只能获得较低的报酬，这也是人口流动没能缩小城乡差距的原因。同时，沿海地区过快的发展速度也使得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不能缩小。
四、解决劳动力流动未能缩小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
在现有的研究中，大多学者还是主张应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就政府应发挥的作用而言，学者们的观点不尽相同。
在转轨过程中，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同时扩大是一种制度现象，其主要原因在于户籍制度等对劳动力永久迁移的约束，从而不能满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条件。所以，应改革户籍等制度，减少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蔡昉，都阳，2004)。从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的角度看，最有效的方法是完善政府职能、加强宏观调控，利用政策导向引导流动人口向“后发地区”流动，逐渐消除地区差异。同时，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人口向城市流动，也可成为解决地区差距的最有效办法(段平忠，刘传江，2005)。
Zhang和Song(2003)则认为，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步伐、规模受经济增长和发展水平的影响。由于工业与城市社会服务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有限，以及经济增长导致的大量城乡迁移和城市化等因素带来了一系列失业与贫穷问题，因此，要抑制失业，政府有必要采取控制城乡迁移的措施。另外，政府还应着手解决因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而带来的城市迁移人口增长问题。可以采取两种政策：一是创造更多的城市工业和服务业岗位；二是限制劳动力流动。
韦伟和傅勇(2004)认为，应立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来调整城乡关系的扭曲，在城乡压力逐步释放的同时，改革传统的城乡体制。另外，各级政府应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五、研究的困难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从众多的文献看，真实且充分的数据对于收入差距与劳动力流动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至于更深入的研究，最大的困难莫过于获得适用的数据。目前我国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真实统计数据不仅非常缺乏，而且普查数据与现实不符的问题严重。有关收入差距的数据也不能真实地反映事实。现有研究所讨论的收入差距都是以国家统计局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数据为基础，但是，按照国际规范的个人收入定义，中国官方统计资料中的城乡居民个人收入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低估问题，其中城镇居民收入的低估幅度远远大于农村居民。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对中国收入差距与劳动力流动关系的研究任重而道远。
在经验研究方面，还有很多有关收入差距与劳动力流动关系的问题需要验证。农村流动劳动力进城就业无疑会对收入差距的变动产生多重效应，它会影响到农村内部的收入分配，也会影响到城镇内部非技术工人的工资水平，从而影响到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较大影响。然而，这些效应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劳动力管理制度的变化和劳动力市场竞争程度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对这些变化进行经验上追踪验证是完全必要的。此外，对不同地区劳动力流动的跟踪调查，从社会学角度进行研究较多，而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劳动力流动前后城乡与地区差距变化的实证研究较少。试想，如果没有大量的流动劳动力，我们的收入差距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类似于这方面的研究很少。事实上，这是中国收入差距与劳动力流动之间关系最有说服力的研究。
此外，在诸多的实证研究中，研究者们多采用抽样调查和典型调查的方法，因而使用规范的定义和利用合理的调查与分析方法是获得科学结论的关键。由于采用不同的样本，或者使用不同的收入和转移劳动力的定义，或者利用不同的测量方法等，往往都会得出不同的估计结果。正如前述的研究成果，虽然增进了人们对收入差距与劳动力流动之间关系的认识，但仍存在一些假说性的解释未得到经验的验证。而且，有些模型是建立在大量的不切实际的假设之上， [47]因而对问题的解释也受到了一定的制约。劳动力转移会缩小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的理论预期与现实不符，形成了一个悖论。这要求研究者通过获得更真实的数据，借鉴更先进的方法，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推向深入。
